中國自秦漢以來,科技始終領先於西方,歷經隋唐,至宋朝達至高峰
12世紀的中國,科技、經濟、文化方面的成就,早已超越西方百多年,史學家認為：此時的中國已有
工業革命的基礎,只差臨門一腳,宋朝沒有,至少明朝會發生。但最後中國還是沒有發生，其原因究竟為何??
此為著名的「李約瑟問題」
這個後來被稱為「李約瑟問題」(Needham Question) 的大哉問，至今仍被學者激烈地討論著。
不同領域的學者試圖從不同的角度，提出對此問題的解答。最常被提出的是教育視角，以之質詰科
舉制度的扼殺創意性，其遺毒更漫延至中國現行的教育制度。也有人從思想與哲學的角度回答「李約瑟問題」
，比如胡適所說中國重倫理而輕自然的看法，或將「格物致知」的「物」解為「事體」而非「物件」的文化
傾向。換句話說，中國人無法建構完整的科學思想體系，不是因為缺乏聰明巧技，而是因為缺乏支撐科學系
統的文化底蘊。更還有人從宗教的觀點，而認為一神論與造物者的泛乏，造成中國文化客觀意識的低落，故
難以成就完整的科學知識系統。戴爾蒙 (Jared Diamond) 在他著名的比較文化論述《槍桿、細菌與鋼鐵》
(Guns, Germs and Steel: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y)一書中，更以政治權力的結構做答，認為
中國因為政治權力過於集中，而喪失了拓展與創新的可能，比如，鄭和航行事業正處高峰時，卻因明廷一聲
閉關自守的命令，而喀然休止，哥倫布卻可在彼此競爭的歐洲朝廷之間找尋支援，受拒於葡萄牙，還可求助
於西班牙。
至於李約瑟自己，在二十四大冊的詳盡記錄之後，卻依然不能回答「李約瑟問題」，至多也只曾含混地列舉
中國龐雜的官僚體制，以做為可能的答案。在「李約瑟問題」的語境裡，《熱愛中國的人》將李約瑟稱為
「解開中國之謎的科學家」的副題，就頓然有了反諷的意味。
明顯的，「李約瑟問題」關乎文明的所有部門，早已超越了科學的領域，而牽連著政治、宗教、哲學、教育。
它也意味著，科技的發展，並非取決於一個民族的聰明才智，而是取決於整體文化的取向與質地。
在中國漸漸興起的二十一世紀，這個關乎科學與文化的討論更有它的急切性。捧讀李約瑟的鉅著，我們難以
不對中國古早科學的成就生出民族的自傲，但值得警惕是，空泛的自滿，除了寥慰落後的自卑感之外，對科
學的長進一無助益。反倒是對「李約瑟問題」的誠實思索，可能提供某種文化的自覺與契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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